革命老人余谷似的传奇一生
2017-06-06 14:29:00  来源:法制日报

  姥姥余谷似原名沈仁垌,是清末法学家沈家本的长孙女,后来参加革命,为避免牵连到家庭,改名余谷似。

  姥姥1897年出生在天津,那时沈家本在天津任知府,正值神州大地多事之秋。姥姥的父亲沈承熙是沈家本的二儿子,清末举人。出生十多天后,姥姥就失去了母亲。承蒙祖父偏爱,她幼年在家中私塾读书,接受了良好的教育,后由家庭包办成为察哈尔财政厅厅长余诒的继室。结婚三年后,余诒因病去世。姥姥一人带着几个孩子艰难度日,却从未叫过苦。

  1935年,日本侵华愈演愈烈,年底爆发了“一二·九”抗日救亡运动。我六舅余琦那时已是高中学生,积极参加其中。后来,他到延安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。

  我四舅余瑡毕业于警官高等学校,先后在北京、天津警署工作。华北沦陷后,他被日本人拘留过一段时间,释放后一直在天津做国民党的地下工作。

  1945年日本投降后,一名国民党官员找到家里对姥姥说:余瑡是国军师长,在抗战中立功受奖,但人已牺牲。姥姥在八宝山与抗日英烈佟麟阁、赵登禹的家属一起参加了追悼会,并合影留念。

  关于四舅的死有不同的说法。据说,他是在立功授奖会上,被同僚开枪打死——因为弟弟是八路军,他被怀疑“通共”。真相自然无从查询了。

  1939年,姥姥接到余琦的来信,说他在乡下被蚊虫咬伤,想念妈妈。姥姥便带着我母亲(小舅舅已经因病去世)以回乡看望老父为名,穿过层层封锁线,在延安见到了儿子。原来,六舅从天津坐船南下,到了山东就下船奔赴延安了。

  在根据地的日子里,姥姥见到了许多像六舅一样、为抗日救亡而奋斗的热血青年,坚定了投身其中的决心。

  对于姥姥的安排,分区领导考虑她身份特殊,在当地较难隐蔽,不如在北京建立一个地下联络点,为根据地采购物资、药品并获取相应的情报。于是,姥姥回到北平,分区的地下联络点就建立起来了。这个地下联络点,就是姥姥的家。一年多过去了,1941年,六舅忽然架着双拐回来了。原来组织上考虑到他的腿伤,决定安排他到北平治伤并领导地下工作。

  1945年,日本投降了,姥姥家也发生了变化。那时,我妈妈余铭玖在辅仁大学读书,参加了革命工作,是中共北平城市工作部的一分子。

  一天,城工部领导来了,说有朋友要到家里聚一聚。这天晚上,家里来了十几个西装革履的客人,很像是一拨商贾贵宾。其实,他们是中共地下党各条战线的领导,聚会是为商量日本投降后接收北平事宜。会议直到午夜才结束。从那以后,六舅回了根据地,姥姥家的这个联络点就专属城工部了。

  姥姥在城工部的地下工作由刘仁同志(“文革”前任北京市委副书记、副市长)直接领导。刘仁同志希望开一家店铺作为掩护,开展团结进步青年的工作。没有经费,姥姥就把家里值钱的首饰、家具都拿去卖了,开了一家名为“沙珑”的餐馆。  

  餐馆开业后生意兴隆,晚上有进步学生组织的剧团活动,还有各种学习讲座。但这家店铺也很快引起了特务的注意。一天夜里,店长突然被抓走,店也封了。第二天早上,姥姥得到消息,沉思良久,决定打出四舅这张牌。

  四舅的追悼会开完后,国民党当局曾到姥姥家说要给四十万抚恤金,但以后就杳无音讯,姥姥也未再去追讨。这时,姥姥觉得抚恤金一事可以借题发挥,于是她带着四舅的儿子也就是我的表哥,跑到警署讨要抚恤金,说:你们不发我抚恤金,还把我谋生的小店查封了,我们祖孙没饭吃,要不把我们一起抓走吧。

编辑:沈佳暄(实习)